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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及其影响

卡塔尔新闻 2019-06-10 246 卡华网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50年代起,穆斯林兄弟会在卡塔尔经历了发展壮大、组织转型、战略收缩等阶段,并一直与卡塔尔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治理关系,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王室统治、构建地区政治联盟、提升中东事务话语权的重要伙伴。而在卡塔尔政府的支持与扶植下,穆兄会的发展则成为影响海湾国家内部、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发展、地缘政治变迁以及政治秩序塑造的重要因素。卡塔尔与穆兄会合作治理关系的存续与发展,制约着卡塔尔同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加深了部分阿拉伯国家对政治伊斯兰威胁的认知,同时加剧了后阿拉伯剧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与重组。

  关 键 词  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  卡塔尔  合作共治

  作者简介  刘辰,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作为伊斯兰政治集团,不仅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穆斯林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对外关系。2017年6月,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指责其长期以来对穆兄会给予资助与支持,使卡塔尔与穆兄会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穆兄会便在卡塔尔开展活动,成为影响卡塔尔内政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尽管近年来卡塔尔因沙特等邻国压力先后要求多名在卡穆兄会成员离境,但整体而言,穆兄会自进入卡塔尔以来,其发展轨迹既不同于埃及穆兄会“从崇尚暴力抗争到寻求合法的政党地位和积极参与议会选举”的变化过程,也与叙利亚等国穆兄会从“合法参政到非法活动,从非暴力手段到暴力反抗”的演变进程相异,而是一直与王室和政府保持较为良好稳定的合作治理关系。国内学界对于穆兄会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在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发展,对其在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产生、发展、实践及其与本国政府间关系的特点则鲜有关注。穆兄会在卡塔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如何构建起与卡塔尔政府的合作治理关系?二者维持这一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关系的存续和发展对地区形势和国家间关系的走势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即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以期为海湾穆兄会发展及其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影响的研究提供参考。

   穆兄会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

  参与及其角色变化

   1928年,穆兄会在埃及成立,并在20世纪30年代末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主张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团体,其通过暴力的“圣战”手段实现政治伊斯兰改革的主张激化了与埃及政府之间的矛盾;50年代,穆兄会遭到埃及政府镇压,多名成员逃至卡塔尔,卡塔尔也逐渐发展成为穆兄会在海湾地区组织发展和思想传播的中心。穆兄会在卡塔尔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一)初步创立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1954年,埃及政府宣布取缔穆兄会后,数十名具有穆兄会背景的宗教学者、医生、教师前往卡塔尔等国,其中卡迈勒·纳吉等骨干得到卡塔尔时任埃米尔阿里·本·阿卜杜拉·阿勒萨尼的同情和优待,而王室对于穆兄会以伊斯兰复兴为核心思想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为穆兄会在卡塔尔发展历史中的第一次“迁移潮”奠定了基础。来自埃及的穆兄会人士也成为该组织在卡塔尔初期发展的核心力量,其中尤素夫·盖尔达维、阿卜杜勒·白迪阿·萨格里、阿卜杜勒·哈利姆等人被视为推动穆兄会在卡塔尔以及整个海湾地区本土化发展的代表人物。

  盖尔达维曾是穆兄会主要领导人及理论家,在纳赛尔执政时期曾3次被捕入狱,1961年出狱后前往卡塔尔,在王室的支持下成立了本土第一所宗教学院,招收青年学生,该机构由此成为盖尔达维宣教布道的主要场所,以培育本地青年的宗教复兴意识,激发其宗教热情,以伊斯兰价值规范行为、伊斯兰教法指导生活,进而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乌玛(民族)。萨格里来到卡塔尔后,着手推动本土现代化教育部门的建立,设立中小学体系,选定教材编写人员,任命穆兄会学者伊兹丁·易卜拉欣为教学大纲制订负责人,纳吉为外国文化关系顾问。萨格里将卡塔尔本土教育体系和学术机构的缺失视为扩大穆兄会影响力的良机,认为现有的来自于沙特的传教士只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而缺少宗教和专业知识,没有资格和能力履行教化民众的职责。哈利姆则在对圣训学家纳赛尔丁·阿尔巴尼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价值观念和教法主导下的生活模式、经济制度、政治组织方式进行论述,在多哈发行其著作,宣传其伊斯兰复兴思想。在上述几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多名埃及穆兄会成员前往卡塔尔,通过授课讲经、出版著述等方式进行宣教活动,并积极参与卡塔尔教育体系的建设,为王室提供本土稀缺的伊斯兰教育资源,被誉为教化本土青年的重要力量,盖尔达维等人也与萨尼家族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并被授予酋长国公民身份。尽管这一时期穆兄会未在卡塔尔建立统一的组织体系,但良好的政治保障和社会基础有力促进了本土穆兄会的初期发展。

  卡塔尔穆兄会与王室在此期间建立起的合作治理关系主要体现在内部事务层面,呈现出在教育、司法等领域“服务与职能外包”的共同治理格局,即在英国殖民者建立的只保护英联邦公民利益的制度下,卡塔尔王室在构建符合伊斯兰精神、酋长国历史传统的社会体系、文化身份以及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缺少精通教法、教律、教育等知识的本土人才,没有足够能力开展伊斯兰式的道德、文化以及宗教教育,只能将上述职能外包给曾在爱资哈尔等著名伊斯兰学府供职或学习的穆兄会人士,这也为之后多名穆兄会学者进入卡塔尔政府任职,同政府一道参与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壮大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1971年卡塔尔独立后,多名留学埃及和科威特的卡塔尔学生回国,部分在留学期间加入埃及和科威特穆兄会组织的卡塔尔青年于1974年正式建立卡塔尔穆兄会,受埃及穆兄会国际组织部门领导,贾希姆·苏尔坦在盖尔达维等人的支持下当选组织领袖。不同于其他海湾地区穆兄会组织,卡塔尔穆兄会在成立后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与诉求,而是将自身定位为关注教育和思想领域、维护本土文化传统、推动社会层面改良与进步的伊斯兰复兴组织。苏尔坦强调,卡塔尔穆兄会的影响力并非是以正式性、组织性以及政治性的形态存在,而是具有潜移默化影响和教化作用的社会思潮。同时,盖尔达维、萨格里等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盖尔达维于1977年创建卡塔尔大学教法与伊斯兰研究学院并担任院长,萨格里则先后担任卡塔尔王室文化顾问以及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馆长,二人先后招募多名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的穆兄会成员,组建并领导卡塔尔大学圣训研究中心,担任教育部、宗教基金与事务部要职,全面掌控卡塔尔教育体系建设、课程大纲制订、教材选编、教师选拔等教育事务和宣教、朝觐、天课、宗教基金、清真寺管理等宗教事务。

  1967年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走向低谷,而萨达特上台后对穆兄会采取的相对温和与宽松的政策则使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重现上升势头。在此背景下,多名具有影响力的穆兄会学者,如穆罕默德·库特卜、穆罕默德·加扎利、赛义德·哈瓦等受邀赴卡塔尔讲学。同时,在卡塔尔王室的支持下,穆兄会开始向阿联酋等周边国家派遣教师,协助当地建立宗教学院和伊斯兰教育体系。1980年,卡塔尔穆兄会创办《乌玛》杂志,并称之为“全体穆斯林的旗帜”,主张回归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式生活,遏制文化异化趋势,统一穆斯林,建立超越国家的伊斯兰乌玛。该杂志也成为穆兄会思想在海湾地区对抗民族主义思潮、传播伊斯兰原初教义的主要阵地。此外,叙利亚穆兄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遭到该国政府镇压后,部分成员流亡至卡塔尔。90年代,另一些巴勒斯坦等地“圣战”分子也来到卡塔尔境内,以期得到卡塔尔政府的政治和资金支持。加之,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的卡塔尔青年学生也回到祖国。上述群体汇合起来,成为卡塔尔穆兄会的重要补充,也由此构成其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迁移潮”。卡塔尔遂成为吸纳多国穆兄会成员,支持其开展温和或极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海外中心。

  这一时期,卡塔尔穆兄会与政府逐渐出现“协同治理”的合作趋势,它不仅继续在卡塔尔本国的教育、文化等事业发展进程中承担政府部分职能,同时在协助政府进行对外教育资源输出,提升国家在海湾地区宗教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卡塔尔政府也相应地给予穆兄会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吸纳更多穆兄会成员进入政府职能部门,并以其巨额的油气收入支持穆兄会在本土和周边国家开展伊斯兰复兴运动。

  (三)组织转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10年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卡塔尔穆兄会内部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讨论,对组织的发展规划、长远目标乃至本身的存在意义进行自省。苏尔坦等人提出,以伊斯兰复兴为核心的宗教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实现伊斯兰教法指导下的社会生活宗教化进程,实现伊斯兰价值的普及和社会个体的教化才是穆兄会的最高目标。针对穆兄会在埃及等国先后采取的议会斗争、暴力抗争等方式,以及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实践,苏尔坦认为,众多穆兄会成员专注于在学生、工会、司法等各领域掀起反抗运动,却忘记了伊斯兰复兴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伊斯兰乌玛的复兴,建立政党团体进行政治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穆兄会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但在当前则是穆兄会在伊斯兰世界式微弱化的根本原因。来自巴勒斯坦的穆兄会学者阿德南·阿米尔也指出,卡塔尔穆兄会应当坚持组织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思想,建立组织和获取政权并非最终目标,而是服务于伊斯兰复兴的手段,换言之,穆兄会既非政党,亦非教派,应当从信仰的角度看到政权和政府问题。在此基础上,苏尔坦等人于1999年作出解散卡塔尔穆兄会的决定,开启由有形组织向更具生命力的无形思潮的转型过程。

  尽管经历了组织层面的自我解体过程,但卡塔尔穆兄会在国内和地区的影响力因其成员占据教育、司法、媒体、宗教事务等领域政府要职而未见削弱,反而成为政府提升话语权,构建软实力,影响或主导部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工具。盖尔达维等人在获得卡塔尔公民身份之后受王室资助,前往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开展宗教交流活动。2004年,在埃米尔的支持下,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成立,盖尔达维被选为主席,其本人也被视为以“中正和谐”为核心的伊斯兰中间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盖尔达维、苏尔坦等人也长期受聘于半岛电视台,并经常现身于“教法与生活”等栏目中,半岛电视台也在每个聚礼日直播穆兄会学者在国内清真寺的宣讲布道活动,据统计,世界范围内每周观看人数超过3 500万。除传统媒体外,卡塔尔穆兄会还创建“伊斯兰在线”等网站,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宣传。丰富的资金支持、优质的媒体平台以及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卡塔尔成为包括穆兄会在内的诸多政治伊斯兰团体寻求庇护和支援的主要国家。穆兄会成员在卡塔尔国家机构的地位和其思想在地区的传播赋予该组织以思潮形式存续和发展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也体现在阿拉伯剧变中由卡塔尔支持的各国穆兄会组织在本国政治重建中所发挥的建设性或破坏性作用之中。

  这一时期,“资源互换”成为穆兄会与卡塔尔政府合作治理关系的主要特征,卡塔尔政府通过资助以盖尔达维为首的穆兄会学者的对外交往与传播活动,利用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构建起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势力的联系网络,将穆兄会视为拓展其外部影响力的主要代理方。作为回报,卡塔尔政府不仅为穆兄会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同时授予多名穆兄会要员卡塔尔国籍,多家由王室投资运营的媒体平台也成为穆兄会对外宣传其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

  (四)战略收缩阶段(2011年以来)

  基于二者互换资源的合作模式,穆兄会与卡塔尔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惠共存的默契关系,即政府为穆兄会提供生存空间与传播渠道,而穆兄会则不以反对党派的实体形式参与国内政治实践,也较少对国内政治进行指责与干涉,而是关注本地区别国事务,寻求机会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延伸政府和穆兄会组织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自2011年起,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治与社会动荡期间,身居卡塔尔的穆兄会多名领袖对各国民众抗议活动表示大力支持,称这场“革命”是“来自真主的恩赐”,是改变整个民族持续走向衰弱与分裂的历史良机。2012年,卡塔尔政府允许哈马斯等组织在多哈设立办事处,此举得到穆兄会的大力支持和称赞。然而,沙特等国则将卡塔尔支持下的穆兄会、哈马斯等组织视为挑战其扶植的传统伊斯兰势力,威胁其王权统治的颠覆性力量,多次要求卡塔尔政府停止庇护穆兄会成员并对其进行驱逐,同时中止对各国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反政府势力的资助与支持。尽管卡塔尔政府在2013年曾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达成协议,停止通过半岛电视台等渠道对相关国家政权进行攻击,煽动民众抗议活动,关闭半岛电视台位于埃及的分支机构,并于2014年明确表示不再支持穆兄会等组织开展反政府政治活动,但这一表态并没有得到沙特等国的认可,沙特、阿联酋、巴林三国于2014年3月宣布撤回各自驻卡塔尔大使,以对其通过半岛电视台和穆兄会组织干涉别国内政,危害海合会成员国安全和稳定的行为进行抗议。

  迫于上述压力,卡塔尔政府宣布驱逐包括埃及穆兄会自由与正义党成员阿姆鲁·都拉奇、穆兄会学者瓦吉迪·加尼姆在内的7名穆兄会成员。对此,穆兄会成员则表示,穆兄会为避免对卡塔尔在对外关系层面造成“尴尬与难堪”,自愿离境,同时减少在半岛电视台现身频率。而时任卡外交大臣的哈立德·阿提亚则表示,卡塔尔将继续为那些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的穆斯林兄弟提供帮助,而穆兄会成员的家人则仍将是国家“尊贵的客人”。实际上,这一时期,卡塔尔政府与穆兄会共同采取了一种“弹性共存”的合作策略,即卡塔尔政府对外并不承认将穆兄会的思想与主张纳入其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反对穆兄会的国家达成和解协议,履行其驱逐穆兄会成员的承诺;穆兄会则自愿离境,前往土耳其等接纳该组织的国家,待卡塔尔与相关国家关系缓和后重返卡塔尔。然而,这种灵活的共存策略并没有缓解卡塔尔所面临的外部压力,2017年6月,沙特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长期支持穆兄会的行为更是被推至媒体的风口浪尖,成为激化海合会内部以及逊尼派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2018年,卡塔尔政府发布恐怖主义名单,将多名沙特、埃及、约旦等外籍人员以及也门伊赫桑协会、伊斯兰国及其西奈分支机构列入其中,但并未将穆兄会列入名单,此举也被阿联酋等国视为包庇穆兄会、无意缓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形式主义”措施。

  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几十年间卡塔尔穆兄会经历了初步创立、发展壮大、组织转型、战略收缩等4个阶段,穆兄会与卡塔尔王室和政府的关系也先后体现出服务外包、协同治理、资源互换和弹性共存的合作治理特征。

   穆兄会与政府保持

  合作共治关系的主要原因

   穆兄会在卡塔尔的发展经历了不同于别国的独特过程,既没有采取议会斗争、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参政,也没有走上极端路线、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政权,而是在自我选择而非外部压力的基础上经历了从组织形态向思潮形态的转变过程。穆兄会在卡塔尔没有如同在埃及、阿联酋等国成为政府的竞争对手或是反抗者,而是扮演着统治者忠实可靠的合作者与支持者的角色,没有陷入其他国家穆兄会与政府间竞合关系以及被政府利用、打击、镇压、边缘化的循环模式,而是罕见地开创了一条同政府共同治理,共存共生的道路。得益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穆兄会成为影响卡塔尔内政外交政策制定与实践的重要力量,而卡塔尔政府也依托穆兄会在多国培植政治代理人,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甚至介入或主导别国政治进程,成为控制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真正“幕后玩家”。二者能够保持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个人关系层面,卡塔尔王室对穆兄会的接纳与优待为其存续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穆兄会对国家领袖的支持和对王室政治生活的较少干涉也使二者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可能。20世纪50年代中期,埃及穆兄会成员逃亡卡塔尔后,埃米尔阿卜杜拉作为一名推崇伊斯兰教法的部落领袖,认为穆兄会因受到压迫而逃亡海外,各伊斯兰国家应该对其给予帮助和支持,纳吉等人成为萨尼王室在文化、宗教事务方面重要的咨询专家,萨格里也与埃米尔及王室重要成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协助王室引进教育人才、削弱沙特瓦哈比派教士对本土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影响、建立酋长国独立的教育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前任埃米尔哈马德于1995年发动宫廷政变后,穆兄会学者多次通过“法特瓦”等形式,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阐述,呼吁民众支持其统治。穆兄会与王室成员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为穆兄会在卡塔尔效忠王室、服务政府奠定了基础。哈马德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盖尔达维等穆兄会学者是卡塔尔王室和政府的重要伙伴,是构建稳定、和谐、先进、繁荣的卡塔尔社会的重要基础。穆兄会则表示,哈马德是开明、包容、伟大的穆斯林领袖,若非卡塔尔的支持与帮助,穆兄会可能被多个国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遭受不公正待遇,正是萨尼家族的坚持和勇气拯救了多名肩负重要使命的伊斯兰学者,使之能够“自由地传播宗教之正道”。哈马德执政时期,盖尔达维创立了《多哈》杂志,并担任被视为萨尼王室喉舌的报刊《旗帜报》的主编,在其主导下,上述媒体成为宣传卡塔尔执政者重视社会发展、尊重文化多元、维护民众权益形象的主要平台。而作为哈马德第四子的现任埃米尔塔米姆,自幼师从于盖尔达维等人,在其担任卡塔尔最高教育委员会主席期间,盖尔达维则成为其政策制定的最重要的咨询顾问。在哈马德选择塔米姆作为王位继承人的过程中,盖尔达维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沙特等国主流媒体所称,塔米姆在多个场合表达与被多国指控为恐怖分子的盖尔达维等穆兄会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印证了卡塔尔穆兄会在维护与稳定哈马德和塔米姆父子政权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穆兄会与萨尼王室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

  第二,在国家治理层面,穆兄会是卡塔尔政府推动国家发展的协作者和王室政权合法性的维护者。长期以来,穆兄会在卡塔尔主要通过宗教宣传、教育与社会服务以及温和中正的伊斯兰话语传播三种途径服务政府社会发展需要,并扩大自身影响力。卡塔尔建国前,王室便依靠穆兄会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革新英国殖民者在地区建立的不符合本国公民利益和伊斯兰社会传统的司法体系。建国初期,穆兄会则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教育、法律、宗教人才资源,推动本国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如盖尔达维所创建的卡塔尔大学教法与伊斯兰研究学院常年招收大批外国学生,被视为推动卡塔尔伊斯兰教育国际化的主要部门,它所培养的教法学者不仅在本国高校、清真寺等学术和宗教机构任职,也有多人在海外参与组建司法、文化、教育、慈善等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或在其中担任要职,如科威特的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苏丹非洲伊斯兰达瓦(宣教)组织、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与此同时,穆兄会也曾是协助萨尼王室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纳赛尔式阿拉伯革命冲击的重要力量。随着石油的开采和大量外籍劳工涌入,穆兄会主要关注维护本国伊斯兰社会纯洁性,从教法角度诠释外来文化、技术以及非穆斯林人士的合法性,并通过媒体、清真寺、宗教学校开展讲经布道等宗教活动。

卡塔尔穆兄会对于萨尼家族统治的支持与认可是维护二者良好伙伴关系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不同于诸如乌玛党之类具有穆兄会背景,提出建立政教合一神权国家,卡塔尔穆兄会强调以伊斯兰教法的法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下人治观点的政治反对派,强调基于伊斯兰传统,将真主、祖国、埃米尔视为卡塔尔社会的三大支柱,主张通过内部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社会与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领袖权威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民主协商政治、公正廉洁法制,以及包容开放文化的伊斯兰社会模式。同时,它在增进穆拉、巴尼哈吉尔等卡塔尔主要贝都因部落对萨尼家族政权的认可与忠诚中扮演了重要的宣传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发挥了“克服部落分离的天然政治本能”的作用。此外,卡塔尔穆兄会还在许多社会事务中发挥维护王室权威地位、阐释政府政策和理性与合法性的作用。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卡塔尔多次举办地区和世界性的文化、体育赛事,并获得2022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权。一些批评者认为,举办此类赛事与活动势必有损卡塔尔本土伊斯兰社会的纯洁性,而大量酒精饮料以及不符合伊斯兰饮食标准的食品生产与销售同样是对本土文化与宗教认同的冲击。而卡塔尔穆兄会则通过礼拜日宣讲、电视与广播节目等渠道,呼吁民众支持政府,强调这类活动将会增加卡塔尔的社会财富,为民众带来享受与益处,大幅提升国家的地区和世界知名度。

  第三,在对外关系层面,穆兄会被视为卡塔尔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工具。卡塔尔穆兄会对内宣传其建立在护教、忠君基础上的非暴力社会改良主张,对外则致力于传播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乌玛、增进伊斯兰国家间合作与团结、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卡塔尔王室不仅利用穆兄会学者的宗教权威维护其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将其视为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和扩大本国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依托。穆兄会成员在地区事务中往往能够同卡塔尔政府的政策、立场、对外口径保持高度一致,盖尔达维等人则以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对卡塔尔政府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和维护。例如,卡塔尔穆兄会曾对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给予较高评价,评价其为伊斯兰文化的建设者和保护者。但在突尼斯爆发民众抗议后,卡塔尔政府通过半岛电视台等渠道高调宣布支持突尼斯反政府力量,而盖尔达维等人则转而将本·阿里描绘成“愚蠢的独裁者”。而在埃及爆发反政府活动后,卡塔尔穆兄会呼吁埃及民众走上街头,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在穆尔西执政后,穆兄会则号召埃及民众支持选举结果,拥护穆尔西政权,称反对这一选举结果和穆兄会政权的民众均是“叛教者”。

作为海湾小国,卡塔尔一方面因地区大国环伺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而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则具有强烈的大国志向,力图摆脱沙特在内政外交层面对其的控制和主导,致力于打造“遭受不公者的克尔白”,并成为民族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国家。而支持在地区广泛存在的穆兄会势力,构建基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联盟便成为卡塔尔对外战略的核心特征。正如阿拉伯学者所述,卡塔尔通过其“投资战略”扩大影响力,经济上投资欧洲的商业公司和体育俱乐部,政治上投资政治伊斯兰的代表穆兄会,从而凭借在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层面广泛存在和常年渗透的穆兄会势力,构建起自身的政治代理人网络,通过加强穆兄会在各国作为政治反对派甚至极端组织的影响力,达到制衡、干涉、控制别国的目的。也有学者指出,卡塔尔前任埃米尔哈马德让位于子,其真实目的是退居本国政治舞台幕后,通过继续资助各国穆兄会势力,捕捉各国政治动荡给穆兄会势力渗透甚至夺取政权的机会,进而建立政治伊斯兰版图,使卡塔尔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心,担当其哈里发。由此可见,通过支持穆兄会活动,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形成以卡塔尔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间以单一或集团形式开展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活动,使地区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向利于本国安全和政治利益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卡塔尔对外政策实践的内在逻辑。

  第四,在社会环境层面,卡塔尔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为穆兄会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与支持,穆兄会也将卡塔尔视为规避风险和扩大影响的重要伙伴。其他国家穆兄会成员逃亡至卡塔尔后,以具有较高宗教和学术声望的伊斯兰乌来玛和伊斯兰温和派力量的形象参与到国家建设进程中。得益于卡塔尔王室的保护与支持,在埃及、叙利亚等国因政府高压而被迫流亡国外的穆兄会势力得以在卡塔尔保全和延续,并借机向周边海湾国家渗透和发展。同时,卡塔尔政府重视提升伊斯兰宗教学者地位并维护其权威,宪法中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定的主要源泉,以颁布宪法、建立代议制度、举行议会选举、赋予妇女政治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营造了相对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卡塔尔政府强调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并注意保护社会伊斯兰传统,如在石油开发区设立允许外国人饮酒区、在珍珠岛等项目区禁止售卖酒精饮料、规定酒店等场所售卖非清真饮食时间、鼓励符合伊斯兰精神和民众传统审美观念的服饰的普及等。此外,卡塔尔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人类发展指数》等衡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世界性指标中,常年位居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前列,其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常年高居世界前列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高福利政策,也有效避免了因“经济发展落后、社会道德沦落而产生的以伊斯兰制度和模式实现正义与公正的群众基础与历史合理性”。卡塔尔穆兄会没有走上政治化和政党化路线,没有挑战国家政治权威,甚至没有成为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极端势力,其原因也是因为卡塔尔的社会环境并未出现“高出生率、人口剧增、文盲比例居高不下、大批人才流失、青年失学、失业、物价飞涨、生活贫困等”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广阔市场的主要因素。在卡塔尔政府的支持下,多个国家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伊斯兰组织在多哈设有办事处。卡塔尔穆兄会也将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媒体之一——半岛电视台作为其宣传自身价值观念,塑造地区政治话语权的传播工具,宣传其反犹太、反西方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发起“圣战”,推翻阿拉伯国家腐败政府,建立以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价值主导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等思想。阿拉伯剧变期间,卡塔尔穆兄会同样借助半岛台强大的传播力呼吁支持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的反政府活动,提升其地区影响力。

  穆兄会与政府特殊关系的

  地缘政治影响

   在卡塔尔的扶植下,穆兄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穆兄会为基础衍生出的多个宗教—政治组织,成为影响多个国家政治生态、地区国家间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第一,在海湾国家内部,穆兄会是制约卡塔尔同部分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穆兄会与卡塔尔政府之间合作治理关系的延续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发展和海湾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20世纪50至70年代,穆兄会在卡塔尔立足后,通过教育代表团出访等途径进入阿联酋、沙特等周边国家,部分成员在相关国家教育和司法部门任职,穆兄会也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沙特等国王室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想,维护王权统治所依靠的力量。而在海湾战争期间,卡塔尔穆兄会指责沙特等国协助西方非穆斯林力量打击同为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并导致美国等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卡塔尔穆兄会与上述国家的关系逐步趋紧。与此同时,卡塔尔穆兄会提出建立以舒拉和民选为核心的伊斯兰式民主制度,抨击阿联酋、沙特统治家族腐败行径和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针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伊斯兰文化传统式微等现象,质疑王室政权合法性,并组建乌玛党、伊斯兰觉醒运动等政治反对团体,旨在推动上述国家政治变革进而夺取政权。海湾战争期间,卡塔尔穆兄会曾致信沙特国王,要求成立政府协商会议并给予公民组织社团和政党自由,实现社会公正平等;阿联酋穆兄会则通过《改革》等杂志,批判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强调大量非穆斯林和异质文化的进入破坏了本国伊斯兰的社会属性,并呼吁民众开展“圣战”,建立伊斯兰乌玛;巴林穆兄会虽长期与王室保持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阿拉伯剧变期间,部分穆兄会成员联合本国什叶派反政府势力,掀起示威浪潮,威胁王室统治,王室也着手对其政治力量进行遏制,2014年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所占席位缩减至仅剩一席。对于沙特等国而言,穆兄会是威胁王室政权和国家安全稳定的异己力量;而对于卡塔尔来说,穆兄会则是制约他国、实现自保以及拓展利益所依仗的主要力量。这种对于穆兄会定位和认知的错位与矛盾不仅导致该组织被沙特等海湾国家列为恐怖组织,也使卡塔尔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陷入政治孤立的局面。

  卡塔尔政府对穆兄会的支持不仅进一步激化了国家间政治矛盾,也对海湾国家一体化进程产生了破坏性效应。尽管海湾各君主国在发展进程中曾因领土划分、资源分配、王室领导权争夺存在分歧,但仍在1981年出于应对伊朗对外输出革命、加强地区国家集体安全建设、增进地区经贸合作的目的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该组织也在建立统一市场、建立半岛防御力量、弥合成员国在领土、资源等方面的分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近年来卡塔尔与海合会主导国沙特在地区领导权争夺上的加剧使二者间矛盾显现,加之在卡塔尔支持下的穆兄会等组织对沙特等国政权的批评与质疑,彻底激怒了沙特政府,使之不仅引发断交事件,同时开始大力推动建立将卡塔尔排除在外的全新区域合作组织。2018年6月,沙特和阿联酋选择在与卡塔尔集体断交一周年之际成立共同协调委员会,宣布整合两国优势资源,实施共同军事安全和经济战略,并计划建立涵盖除卡塔尔之外其他海湾国家的多边协调机制,加强各国在防务、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海湾断交危机爆发后,海合会曾于2017年12月在科威特召开峰会,然而此次会议只有卡塔尔埃米尔和主要调停国科威特埃米尔两位元首出席,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并未对多国断交行为进行明确表态,也未在相关国家开展斡旋和调解工作,但在2018年沙特与加拿大的外交风波中明确表示对沙特的支持。由此可见,海合会的一体化进程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于将支持穆兄会作为其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卡塔尔而言,不放弃这一政策,则会面临被由沙特主导的海合会等区域合作组织孤立与边缘化的处境。

  第二,在阿拉伯世界层面,以支持阿拉伯民族正义事业为旗号,对具有穆兄会背景的组织或政党的支持成为卡塔尔构建政治话语权,提升感召力的主要路径,但同时也是导致部分国家对政治伊斯兰产生威胁认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卡塔尔不仅为周边海湾国家的穆兄会组织提供支持,通过半岛电视台、阿拉比电台、贾迪德电台等媒体平台,传播盖尔达维等穆兄会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扩大其在政治、宗教、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同时为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分子提供资助,协助其建立开展政治活动的海外中心,意在借助穆兄会渗透或影响别国政治进程,拓展地缘政治利益,并提升本国领袖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甚至支持代理人攫取所在国政权。例如,卡塔尔政府曾多次为起源于巴勒斯坦穆兄会分支的哈马斯提供武器和资金,并为被约旦等国驱逐的哈立德·马沙尔等哈马斯核心成员提供政治庇护。同时,卡塔尔长期以来致力于在阿拉伯世界强调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各政治派别和解,呼吁阿拉伯各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2012年,前任埃米尔哈马德更是历史性地访问加沙地区并为哈马斯提供价值4亿美金的资助,这一立场也为其支持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行为增添了民族正义层面的道德性与感召力,巴以问题更是被视为卡塔尔打破埃及和沙特对阿拉伯事务主导权的突破口。具有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在埃及上台后,卡塔尔立即表示对埃及民选政府和领袖的支持,并为埃及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卡塔尔通讯社也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民主改革。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后,卡塔尔则谴责埃及军方违背真主的律法和埃及人民的意愿,并称塞西为“反叛者”和“篡位者”。在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卡塔尔同样坚定地支持穆兄会组织参与国家政治进程,成为激化部分国家政府与政治伊斯兰组织在政体和政权层面冲突的首要因素。在叙利亚,卡塔尔更是公开反对巴沙尔政权,支持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反对派,力图扩大其伊斯兰主义政治网络。

  尽管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致力于借助巴以问题、民主改革等议题构建以民族正义、人民意志、社会民主等内容为核心的政治道义,但其以借助穆兄会等组织扶植政治代理人,构建伊斯兰政治联盟为内核的对外政策与行为不断加剧了穆兄会、卡塔尔政权与多国政府之间的矛盾。穆兄会和卡塔尔政府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事业与伊斯兰宗教复兴的话语内核,实质上是其构建以卡塔尔为主导,超越现有国家边界和地区秩序的伊斯兰社会、国家、联盟、秩序的政治主张,其倡导的伊斯兰式的民主无论对于以家族世袭统治为特征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还是以军人政治、政党政治为特点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均构成对国家政权的现实挑战。可以肯定的是,穆兄会已经成为卡塔尔获取区域权力、构建有利于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区域秩序的重要资源,但同时,卡塔尔穆兄会及其相关组织在地区各国推行其伊斯兰主义主张时,其激烈的政策主张和实践活动,也必然使卡塔尔成为各国在维护本国政权稳定过程中的众矢之的。

第三,在整个中东地区层面,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加速了后剧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间接提升了伊朗和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推动域外大国地区战略的调整。长期以来,穆兄会在阿拉伯各国的教育部门、商业机构以及社会组织中维持着较强的影响力,被视为卡塔尔政府重要的外交与政治资源,成为卡塔尔介入和主导别国政治进程的载体。借助于卡塔尔的资金资助、政治扶植以及媒体宣传,穆兄会在阿拉伯剧变中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世俗政权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对阿联酋、沙特等国以部落、君权、宗教三大要素为支柱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战,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中影响权力分配格局、推动政治体系变革的主要力量。然而,由于卡塔尔对外政策介入性、干涉性、进攻性的特点,外交实践中以培育地区政治代理人为内核的目的,以及穆兄会自诞生之日便体现出的依附政权、反对政权、夺取政权的政治“食利者”特征,导致其所倡导的伊斯兰主义并未成为重塑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阿拉伯国家寻求共同观念,强化国家间团结的纽带,反而成为激发教派冲突、激化各政治力量间矛盾、深化国家间认知裂痕的破坏性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穆兄会的发展和与卡塔尔合作关系的延续也间接助推了伊朗和土耳其两个地区非阿拉伯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对于穆兄会而言,伊朗伊斯兰神权政体的建立与发展为穆兄会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实践提供了范例与模板,穆兄会更是将哈梅内伊同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的主张共同视为组织发展的主要思想源泉,穆兄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则被形容为“不可分割的朋友与盟友关系”。卡塔尔穆兄会曾提出,政治层面的差异不应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实现团结与融合的阻碍,现有的主权国家是构建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国家的初级形态,同时呼吁埃及等国建立伊朗模式的神权政体。随着近年来卡塔尔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摆脱沙特在内政外交上的主导与控制的背景下,主动改善和大力发展同伊朗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以及卡塔尔穆兄会在中东多国所构建的逊尼派伊斯兰政治网络,连同伊朗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构建起的“什叶派轴心”,共同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推向有利于伊朗的发展方向。对于土耳其而言,支持穆兄会和卡塔尔不仅可以在阿拉伯世界打入“楔子”,加剧阿拉伯民族内部的分化,更是提升其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进而实现恢复奥斯曼帝国往日荣光的“土耳其梦”及埃尔多安个人的伊斯兰帝国“素丹梦”的途径。同时,土耳其政府对二者的支持也有助于该国打压沙特,争夺逊尼派内部领导权,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推广自身发展模式。此外,在卡塔尔穆兄会的影响下,卡塔尔政府与伊朗、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政策、立场、实践不断走近,逐步构建起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得到两大区域大国支持的替代性联盟。对于域外大国而言,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壮大迫使美国开始思考针对伊斯兰主义从一味打压到适度合作的政策转变。而因卡塔尔支持穆兄会而陷入分裂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对美国在地区整合盟友资源、建立遏制伊朗的区域联盟的政策提出了挑战。卡塔尔对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的支持加深了与欧盟在反恐事务上的分歧,也成为卡塔尔与欧盟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海合会成员间因穆兄会引发的政治矛盾,连同现有的欧盟与地区国家在石化产品、服务贸易、铝制品等经贸合作上的分歧,共同制约着欧盟—海湾地区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从俄罗斯的立场看,灵活应对和适度深化与因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而陷入内部分裂的海湾及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防止部分脱胎于穆兄会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极端思想向本国溢出,则成为新时期俄罗斯中东政策的主要考量

  结   语

   从逃离埃及到避难海湾、寻求庇护,从在教育等领域提供支持到与政府全方位的紧密合作,从构建实体组织到决定自我解体,借力卡塔尔政府,致力于以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形态拓展地区影响,构成了穆兄会在卡塔尔的历史发展脉络。卡塔尔外交政策中力图以小博大,寻求具有广泛地区影响力的政治代理人从而扩大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联盟的机会主义特征,同穆兄会依附政府,借助其大量资金支持和强大媒体平台实现自身发展、观念传播并构建政治伊斯兰势力范围的食利主义发展模式相互动,基于此,相互利用和共同合作始终占据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卡塔尔政府一方面谨慎地进行伊斯兰改革,适度实施伊斯兰化政策,维护穆兄会在国内教育、社会、传媒等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地位,并致力于维系二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避免穆兄会转变为通过大范围政治参与从而推翻萨尼家族统治并获取政权的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则寻求其外交政策同穆兄会的政治主张和理念的契合点,借助穆兄会建立地区政治伊斯兰联盟,使之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地区事务影响力和领导力的工具。以卡塔尔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与部落王权统治体系的融合与共存、扶植与利用则构成了卡塔尔独具特色的政治生态。尽管断交危机使得卡塔尔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但卡塔尔政府并不会因此放弃对穆兄会的支持,作为与萨尼家族有着深厚历史渊源、与卡塔尔政府有着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在整个中东地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代理人网络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穆兄会仍将是卡塔尔对内开展国家治理、进行社会认同构建,对外拓展代理人网络、构建地区宗教与政治话语权所依仗的主要力量,也将作为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继续成为影响多国内部稳定和外部关系的重要因素。二者关系的延续也势必加剧卡塔尔与沙特在逊尼派国家间的话语权与领导权之争,削弱海合会内部的多边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基础,加剧阿拉伯民族内部的分裂。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9年第3期)

标签: 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 卡塔尔 合作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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